【证券市场周刊】华为反制裁的博弈

2021年9月24日，孟晚舟在不认罪、不支付罚金的前提下与美国司法部达成延缓起诉协议，美国撤回引渡要求后她被允许离开加拿大。9月25日，孟晚舟平安回国被视为中国国家实力的象征，她在深圳宝安机场受到了异乎寻常的隆重欢迎。

孟晚舟担任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下称“华为”）副董事长、首席财务官，也是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的女儿。华为作为中国最具创新能力的几家高科技公司之一，自2018年以来被美国采用多种手段、不遗余力进行打压，孟晚舟被捕仅是其中较具象征意义的事件之一。

为了应对美国的打压和制裁，华为在过去三年多进行了一系列的战略、运营和财务层面的调整，但仍难以避免遭受重大负面影响。2021年8月初，华为公布了严重下滑的上半年经营业绩。公司营收为3173亿元，同比下滑29.6%；净利润为312亿元，也较2020年同期下降了27.6%。华为轮值董事长徐直军在业绩发布会上表示：“我们明确了公司未来五年的战略目标，即通过为客户及伙伴创造价值活下来，有质量地活下来。”

应如何理解华为应对美国打压和制裁的博弈？巅峰期面临激烈打压

2017年底，华为已在中国和多个发达国家实现了5G预商用网络部署，公司的5G 技术即将进入成熟应用阶段。意识到华为在5G 技术上的优势难以超越，美国开始不断打压华为。

第一步是限制华为产品进入美国市场。2018年1月，美国电信运营商 AT&T临时取消销售华为手机的合作计划，电子产品零售商Best Buy又于3月停止采购和销售华为产品。

第二步是寻找华为在合规上的漏洞。2018年4月，就在美国宣布制裁中兴通讯的同时，《华尔街日报》透露美国司法部已对华为是否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进行调查。7月份，中兴通讯以缴纳10亿美元罚金并改组董事会为条件，换取美国政府解除了禁令。此后，华为成为美国重点打压目标。

同年8月13日，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签署美国《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其中的条款禁止所有美国政府机构购买华为设备和服务。8月22日，美国纽约东区联邦法院对孟晚舟发出国际逮捕令。紧跟着，澳大利亚也表示将华为和中兴通讯排除在5G网络建设之外。

然而，这一系列打压远未能对华为形成有意义的负面影响。2018年华为实现全球销售收入7212亿元，同比增长19.5%；创造净利润593亿元，同比增长25.1%。此外， 2018年，华为向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提交的专利申请高达5405份，在全球企业中排名第一。

此时，华为正处于自创立以来的巅峰状态。

禁售重点打击手机业务

华为长期以来相当重视海外业务的合规性，从2000年起聘用毕马威作为审计师，在2007年就邀请权威美国顾问专家指导贸易合规建设，每两到三年聘请美国独立第三方机构对贸易合规内部遵从体系进行评估。

2019年5月16日，美国通过总统行政令的方式，授权其商务部禁止美国公司购买对国家安全构成风险的企业所生产的电信设备和技术。同时，美国商务部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禁止美国企业向华为出售技术和产品。而且，即使是外国企业与华为的交易，若包含25％以上总价值的美国技术或产品，原则上都会成为被管制对象。在华为2018年的92家核心供应商中，美国公司就占了33家。

实体清单制裁重点打击的是华为的手机业务。2018年华为以手机为主的消费者业务实现营收3489亿元，同比增长45.1%，已占公司总营收的48.4%，创造了巨额现金流和利润。2018年华为手机的总出货量达2.1亿部，在国外市场出货近9000万部。所以，美国中断高通芯片和谷歌GMS服务等供应，目的是重点打击华为的手机供应和海外销售。

华为采用全生命周期备件储备，对关键部件备货约1年的库存，非关键部件的库存备货至少3个月。美国在2018年4月制裁中兴通讯时，华为就意识到主要元器件存在断供风险，已开始大规模采购美国元器件。

据Gartner数据，华为2018年芯片采购支出达211亿美元，激增45%，成为占全球份额4.4%的第三大芯片买家。2018年末，华为的存货金额为945亿元，较2017年末增长30.6%。

华为海思在2018全球芯片设计公司中跻身第五，有麒麟芯片等较强竞争力的产品，而且正在向中低端渗透。2019年被制裁的消息公布后，海思总裁何庭波在5月17日凌晨就以致员工信的形式公开了“备胎计划”。华为表示，在多年前就为应对这样的极端情况进行研发，对各类芯片和手机操作系统都进行了准备，能够保障在极端情况下公司经营不受大的影响。

很快，华为在2019年7月发布了搭载自研麒麟980芯片和巴龙5000基带芯片的5G手机Mate 20X；在8月正式发布了手机操作系统鸿蒙1.0版本，用以替代谷歌的安卓系统；在9月发布新一代旗舰SoC麒麟990系列芯片；在10月份表示不含美国元器件的5G产品已经发货。

此外，华为在设计上对技术和产品进行去美国化。此前难以进入华为供应链的国内企业得到大量机会，紫光同创、中芯国际、长江存储、京东方等公司获益匪浅。据媒体报道，华为在2020年5月新生产的Mate30 5G版手机中，使用中国产零部件的比例达41.8％，较美国制裁前上市的4G版提高了16.5%；产自美国的零部件则从11.2％下降至1.5％。

绑定美国供应商推迟禁令

2018年，华为对美国公司的采购额达110亿美元。尽管在技术上、尤其是在5G技术领域能够替代大多数美国零部件，华为还是提出要继续大量购买美国零部件，希望借此绑定来松动美国政府的制裁态度。

2019年5月16日，华为被列入实体清单制裁，导致其供应链公司股价大跌。以高通为例，公司的股价当日就下跌了4%，在之后的5月29日最低跌至60.71美元，较5月15日的收盘价跌幅为25%，市值损失达226亿美元。营收较为依赖华为的NeoPhotonic 在5月15日的收盘价为5.72美元，仅16日的股价就下跌了20.6%，到了17日累计最大跌幅达43%。

美国高科技公司受损严重，通过半导体工业协会（SIA）安排与美国政府进行磋商，沟通该禁令产生的不利影响。在此压力下，美国商务部于5月20日发布为期90天的“临时通用许可”，推迟对华为及其附属公司所实施的交易禁令。在缓冲期内，美国供应商甚至要求员工超负荷加班，优先为华为供货。任正非对于美国供应商的备货努力曾经表达，“我流泪了，感到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2019年，华为从美国供应商采购了187亿美元的零部件，当年末华为的存货金额达1654亿元，同比爆增75%。

信息披露和诉讼的舆论战

华为并没有和美国政府直接沟通或协商的渠道，在该阶段还对美国政府报有希望，通过加强信息披露进行“隔空喊话”。

2019年起，此前较少在媒体露面的任正非从幕后走向前台，密集接受媒体采访，并多次发表内部讲话。在孟晚舟被扣留后，2019年1月任正非罕见接受了美国媒体CNBC记者的采访。据统计，当年任正非共接受全球媒体专访40余次。一方面，华为公开展现了自身的准备，“能扛得起打击”；另一方面，华为表态，愿意继续大规模采购美国零部件。

华为并非上市公司，当时也未发债，没有强制信息披露的要求，多年来保持向公众披露年报。2019年，华为突然在4月开始披露季报，加强对外的信息披露。

华为加大舆论宣传的一个目的是提振信心。在2019年7月，就连华为总裁办签发关于天才少年的年薪方案都被传到网上，激发了公众的关注。

华为与美国政府博弈的另一个手段是法律诉讼，公司基于司法程序的确定性，通过法律手段来捍卫权利。

债务融资增加财务弹性

2018年底，华为的现金与短期投资为2659亿元，较2017年末增加了33%；2018年末，华为的资产负债率已从2016年末的68.4%下降为65%，公司借款共699亿元，其中流动部分才38亿元。华为的全资子公司格拉资本和欧拉资本在2015年至2017年期间分四次发行了共计45亿美元的五至十年期长期债券，利率处于3.25%至4.13%之间。按理来说，公司的短期流动性充裕，资金压力较低。

但就在孟晚舟被加拿大扣留后不久，华为技术于2018年12月28日签署了一份流动资金银团贷款合同。在2019年初至2018年报的批准日之间，华为技术已累计提款140亿元。

2019年10月和11月，华为以3.48%的年利率在银行间市场发行了两批各30亿元三年期的中期票据，这是华为历史上首次在国内市场发行公募债券。

2020年，华为又分四次相继发行了5年期及3年期的中期票据，共融资90亿元，利率较2019年还进一步降低。2021年，华为不仅发行了两期共80亿元的三年期中期票据，还首次发行了30亿元半年期的超短融资券，利率仅为2.88%。

华为的资金那么宽裕，为何还要发债？对此，华为的解释是为了保持稳健的资本架构和一定的财务弹性。任正非曾进行过更详细的说明：一是，必须在最好的情况下发债，增强社会了解和信任，不能到困难时再发债；二是，发债成本低于4%，较易接受；三是，在海外银行的融资管道存在不通畅的风险，尝试改换到国内银行融资。

截至2020年底，华为的现金与短期投资已经高达3574亿元，资产负债率下降至62.3%。此时，公司的借款较2018年末增加超过一倍，达到1412亿元，但流动部分仅有5.4亿元。

制裁断绝涉美供应链

遭遇着美国的持续打击，华为2019年四个季度的增长不断下滑，差120亿美元未能完成业务计划。然而，华为在2019年仍实现了较好成长：营收为8588亿元，同比增长19.1%；经营活动现金流914亿元，同比增长22.4%。此时，华为对于净利润指标已经不再重视，仅实现627亿元净利润，同比增长5.6%；公司的研发费用就高达1317亿元，占销售收入的15.3%。

尽管华为产品在美国市场销售的比例很低，被制裁的直接损失不大。然而，美国还对欧亚各国不断施压，阻碍华为的5G商用合同落地，这一系列的打压在更广泛的区域带来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2019年，华为的欧洲中东非洲业务仅增长了不到1%，亚太地区业务下滑14%。华为2019年的业务增长动力来自中国市场，国内启动5G建设，智能手机市场高速成长，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为华为带来了5067亿元营收，同比增长36.2%。分业务来看，2019年华为的消费者业务收入实现了34%的强劲增长，光智能手机的发货量就超过2.4亿台。

美国的制裁未能取得明显效果，原因是华为的芯片设计已基本实现自研或非美供应商替代。然而，上游半导体设备和EDA软件仍由美国公司主导，华为在芯片制造上还高度依赖台积电等晶圆代工厂。

2020年5月15日，美国商务部专门修改“外国直接产品规则”，全面限制华为购买采用了美国软件和技术生产的芯片，台积电等拥有美国管制清单中生产设备的非美国企业也无法幸免。此次美国政府给予120天的缓冲期，将禁令的生效时间设定为9月15日。新的制裁出台后不久，加拿大法院于5月27日裁定孟晚舟符合引渡的“双重犯罪”标准，将继续推进针对她的引渡聆讯。

为了堵住所有规避限制的方法，美国在8月17日又进一步升级了禁令，要求包括硬件、软件、技术等所有受管控的对象，在向华为出口、再出口或境内转移之前，均须向美国商务部申请许可。这意味着华为将失去所有涉及美国技术的外购芯片及晶圆代工渠道，就连国内的中芯国际等企业都难以规避制裁。

战略调整业务结构

在如此严厉的制裁下，2020年华为的业绩已显疲态，公司实现营收8914亿元、净利润646亿元，分别仅增长3.8%、3.2%。

由于消费者业务对芯片要求较高，华为只能选择保留Mate系列、P系列旗舰手机业务，在2020年11月宣布出售经营中低端手机业务的荣耀终端公司。交割后华为不占有任何股份，也不参与经营管理与决策。华为在2020年第四季的手机出货量仅为3300万台，同比大跌41%。2020年华为的消费者业务营收为4829亿元，仅增长3.3%。2020年11月华为还将智能汽车板块划归消费者业务，其目前定位为智能网联汽车增量部件供应商。借助智能电动汽车市场的发展契机，华为或可驱动2019年以来提出的“1+8+N”战略，实行搭载鸿蒙系统的手机、Pad及其他IoT设备生态圈的持续扩张与增长。

此外，尽管华为仅需成熟的28纳米工艺即可制造5G基站芯片，并不面临此类芯片断供的困难，但公司的5G技术、5G设备出海销售受到较大阻碍，2020年其基本盘运营商业务几无增长。

华为选择的发力方向是企业业务，中国巨大体量的城市和经济为华为的技术提供着几近无限的应用空间。2020年9月，华为发布智慧城市参考架构智能体，覆盖智慧城市、金融、能源、交通、制造等10余个行业，提供相应的场景化解决方案。2020年华为的企业业务实现收入1003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华为云业务的增速达168%，市场份额已达17.4%。就在孟晚舟回国的当天，华为还发布了面向企业服务器的自研操作系统欧拉。

截至2020年底，华为在全球的有效授权专利超过10万件，90%以上为发明专利。苹果公司自2015年开始就开始向华为缴纳专利授权费用。据IPLytics数据，截至2021年2月华为的5G专利数量为5464件，占全球5G专利总数的15.4%，位居世界第一。既然无法大力发展手机业务，华为从 2021 年开始收取5G专利许可费，对遵循5G标准的单部手机按2.5美元上限进行收费。华为披露在2019至2021年的知识产权收入为12亿-13亿美元，仅在2021年一季度就收到6亿美元的海外专利许可费。可以预期，专利授权将成为华为重要的收入来源。

祖国坚强后盾的支持

正如孟晚舟归国时所说，“个人命运、企业命运和国家的命运是十指相连，祖国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 。华为能继续反制裁的博弈，离不开祖国的多方面支持。

2018年8月，美国政府针对华为出台打压政策。仅一个月后，国家在9月26日出台《关于提高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的通知》，三年内对于企业的研发费用，在据实扣除的基础上再按照75%在税前加计扣除，或者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175%在税前摊销。华为2018年的研发费用高达1015亿元，为营收比重的14.1%，极大受益于该优惠政策。

再比如，美国于2019年5月16日对华为进行制裁，国家于5月22日就明确针对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和软件企业，实施盈利后“两免三减半”的企业所得税优惠。紧接着，工信部又于6月6日发放了5G商用牌照，推动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广电加快5G基站建设，以此对冲美国制裁的负面影响。

2020年12月11日，国家又出台了更大幅度的税收优惠政策，且将执行日提前至2020年初。对于鼓励的重点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和软件企业，自盈利起五年免征企业所得税，此后仅按10%的税率征收；对于小于28纳米且经营期在15年以上的集成电路生产企业或项目，前十年免征企业所得税。

据全国工商联数据，2018年，华为的纳税额为890亿元，在民营企业中排名全国第一；2019年华为的纳税额达1010亿元。可见，即使是享受着各种优惠政策，华为仍为各级政府创造着巨大税收。

华为总部所在的深圳市也提供了大力支持。2020年8月深圳成为全球首个5G独立组网全覆盖的城市，截至11月底已拥有4.6万个5G基站。在华为被迫剥离中低端手机业务时，又是深圳市于2020年9月27日成立了国资绝对控股的深圳智信，于11月17日快速接手荣耀手机并分期支付收购对价。

利益平衡的公司治理

作为一家民营企业，华为的公司治理结构相当独特。

截至2020年末，任正非和代表12万余名员工的工会持有公司100%的股权，其中任正非的总出资仅占总股本的0.9%。华为的最高权力机构是股东会，由任正非和115名持股员工代表组成的持股员工代表会行使股东权利。华为的持股员工代表会和董事会、监事会的选举机制分别为一股一票和一人一票。

2018年3月，华为完成了董事会换届。现任董事会成员共17名，由三名常务董事和四名副董事长构成的常务委员会负责日常事务。同时从轮值CEO负责制转为轮值董事长负责制，副董事长郭平、徐直军、胡厚崑担任轮值董事长，在六个月的当值期内成为公司最高领导，领导公司董事会和常务董事会。

任正非卸任华为副董事长后仍担任董事和公司CEO，而孟晚舟于2011年4月担任常务董事兼CFO后再一次晋升为副董事长。华为的原监事会主席梁华接任了孙亚芳长期担任的董事长职务，主持持股员工代表会，履行治理责任。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及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由赵明路担任。

随着华为的快速扩张，公司不断增加注册资本和员工持股数量。2017年末，华为的注册资金为164亿元，到了2019年12月19日已增资为294亿元。此前，任正非的持股比例一直保持为1.01%，但在2019年末首次下降为0.94%。到了2021年8月18日，华为的注册资本再一次增加至388.6亿元，任正非的持股比例已下降为0.75%。

2020年末，华为全球拥有19.7万员工，其中研发人员约10.5万名，超过公司总人数的一半。华为实行高薪政策，2020年雇员费用高达1661亿元，占公司营收的18.6%。其中，工资、薪金及其他福利为1391亿元，基于员工绩效的利润分享和奖金计划（时间单位计划）费用为96亿元，离职后计划等其他支出还有174亿元。此外，华为的员工中超过12万持有公司虚拟股权，每年可获得相应分红。2019年、2020年华为每股分红分别为2.11元、1.86元。以2020年末约294亿元注册资本来计算，分红总额达546亿元，平均每位持股员工可获45万元。加总来看，华为员工2020年从公司所获回报为2207亿元，平均每位员工的收入高达112万元。

这说明，华为的公司治理架构使得利益分配较为均衡，有利于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和创新能力。

文章载于证券市场周刊